第32节(5/7)
是教民以浅薄的聪明，不示民以智巧心，而是以大智慧教之于民，以无为用之于治，使民返朴还淳，复其本有的天然良知，使民去妄归真，安其本然天性。君臣父子，相忘于无事之德；天下国家，共入于无为之化。此便是“善为道者”之义。
“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”，今人往往不解太上此两句的本义，而以后天浅陋之知，妄评此言，认为这是古代统治者的“愚民政策”，是为维护圣王统治的“手段”云云。这实在是对先辈的莫大曲解，是以后天小聪明猜度圣人的大智慧，以后天之伪去知先天之真，所以是永远难知其真谛的，永远难解此“明”与“愚”的颠倒之理。
人生于世，天之所命。本来都具有此不昧的灵光，不用智虑心思之妄，不以后天耳目见闻为真，性体光明寂然，未受物尘穿凿。无奈进入红尘以后，因受物欲浊流污染太甚，积尘甚厚，故丧失本性之明，天德之明转为后天之愚，发而成为后天知识。岂不知此智虑知识，仅能知眼所见、耳所闻的显态有象有形的皮毛之幻，难见难知不可见、不可闻的隐态世界之真。只能知身边有执有为之小事，不能知无为无执之大事。能明可见可闻的表象之理，不能明、不能见、不能闻表象之内的实质之理。所以，仅凭人的耳目见闻的有为之知，其理不真，其知不全，看似若明，实则愚暗。用之治国治身，其明必然反溺于不明。
“将以愚之”，此处所讲之“愚”，并非蠢然不灵之弱痴者，而是灵性十足，生理机智发育健全的大智慧之人。所谓“大智惹愚”者，皆是守真诚，安本分，不妄用智巧心，不施人心小聪明。处世做人，朴实无华，应世随俗，无私无欲，相忘于不识不知之中。身处家国，共处于无忧无虑之间。背天逆理之事不敢妄作，欺心侥幸之事不敢乱为。只知奉献，不知索取，心中只有大公众生，惟独没有自我。这便是“愚”字的真意。此种“愚”，在世人看来，是不可思议的愚昧，但从修道来观，却是最大之“明”，是世人难知的知天、知地、知阴阳的大智慧者。只是有道之人从不显露而已。
若能以愚用道，则道无不行；以愚建德，则德无不立。治之于国，国无不治；修之于心，心无不修；健之于身，身乃永固。古之“以愚治民”者，即“愚”之于此，并非他意。有心学道者，当明此理，不可误解。
【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】
“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”，世间凡事崇尚智巧，惟道尚愚不尚智，因为愚离道近矣。古之圣人，以道治天下。与民相见以道，不如与民相化以道，浑浑朴朴，同归于清静之天。故古之先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种而食，安享天然自在。及至后世，士大夫不尚愚而尚智，民之巧诈心日生，小心眼愈多，人心愈坏。民之最难治者，就是人们远离道德，人心不诚，本性失真。
人的巧智心愈多，失真性愈强，诈伪便愈多，离道也愈远，此乃民难治的根本原因。上古之时，民如赤子，世有淳风，慈孝善德，同于一心，家国康宁太平，人皆无为而无不为。
后世君王，日益以有为之政施之于民，日渐以机巧之法用之于治国，将百姓视为可以任我驰聘之犬马，将万民看作是可以任我作为而无不归服之附属。君王自以为高高在上，就可以使天下百呼百应，孰不知此等有心有为之治，反而成为难治，内患外侵必随之而起，盖因国之君心中之天已失真，心中之德善日渐离去，有为之巧智日益彰显。
天下人皆以自作聪明为能，故一国一家皆求之于才能，乃至天下皆以聪明肆情纵欲，失去天良真诚之朴，故生欺上瞒下之恶念，妄作娇伪之风日盛，民心日诈，正气日薄，君民皆不务真诚，上下并行诡计，此便是所以“民之难治”的根本所在。
【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知此两者，亦楷式。】
“以智治国国之贼”，“贼”者，泛指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人与事，如国贼、民贼、奸贼等。并非今人所理解的盗贼之贼字。以智治国，必然远离道德，以智识诈巧施政，以权谋私，妄作福威，此即是“国之贼”。经中“以智治国，国之贼”，正是指用聪明邪智治国，是巧伪的私智。此等智用之于纲纪，则纲纪必乱；用之于伦理，伦理则必乖；用之于家国天下，犹如披麻救火，反遭其殃。又好似毒汤止渴，反受其害。所以太上称为“国之贼”，以此警示后世的治国者。
“以智治国国之贼”，主要是说用有为治国的害处。虽然治国者足智多谋，用心良苦，出于好意，但因自身缺乏道德，不能施以无为之治。其结果只能是愈治离道愈远，民德愈来愈失，这是以有为治国不可避免的弊端，必然是害国害民，故曰“国之贼”。
“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”，高明的治国者，当以无为无事而施政，不用智巧，施以德治，使民心淳朴，复归于道。安其居，乐其业，甘其食，美其衣。不被俗尘所染，不为私欲烦恼，心身康泰，安享福乐。上不以私智扰于民，不用机巧乱于政，天下共乐于太平，朝野相忘于无事，此乃国之福也。文中所言“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”，盖是此义。
“知此两者，亦楷式”，世人不知“国之贼”、“国之福”
“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”，今人往往不解太上此两句的本义，而以后天浅陋之知，妄评此言，认为这是古代统治者的“愚民政策”，是为维护圣王统治的“手段”云云。这实在是对先辈的莫大曲解，是以后天小聪明猜度圣人的大智慧，以后天之伪去知先天之真，所以是永远难知其真谛的，永远难解此“明”与“愚”的颠倒之理。
人生于世，天之所命。本来都具有此不昧的灵光，不用智虑心思之妄，不以后天耳目见闻为真，性体光明寂然，未受物尘穿凿。无奈进入红尘以后，因受物欲浊流污染太甚，积尘甚厚，故丧失本性之明，天德之明转为后天之愚，发而成为后天知识。岂不知此智虑知识，仅能知眼所见、耳所闻的显态有象有形的皮毛之幻，难见难知不可见、不可闻的隐态世界之真。只能知身边有执有为之小事，不能知无为无执之大事。能明可见可闻的表象之理，不能明、不能见、不能闻表象之内的实质之理。所以，仅凭人的耳目见闻的有为之知，其理不真，其知不全，看似若明，实则愚暗。用之治国治身，其明必然反溺于不明。
“将以愚之”，此处所讲之“愚”，并非蠢然不灵之弱痴者，而是灵性十足，生理机智发育健全的大智慧之人。所谓“大智惹愚”者，皆是守真诚，安本分，不妄用智巧心，不施人心小聪明。处世做人，朴实无华，应世随俗，无私无欲，相忘于不识不知之中。身处家国，共处于无忧无虑之间。背天逆理之事不敢妄作，欺心侥幸之事不敢乱为。只知奉献，不知索取，心中只有大公众生，惟独没有自我。这便是“愚”字的真意。此种“愚”，在世人看来，是不可思议的愚昧，但从修道来观，却是最大之“明”，是世人难知的知天、知地、知阴阳的大智慧者。只是有道之人从不显露而已。
若能以愚用道，则道无不行；以愚建德，则德无不立。治之于国，国无不治；修之于心，心无不修；健之于身，身乃永固。古之“以愚治民”者，即“愚”之于此，并非他意。有心学道者，当明此理，不可误解。
【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】
“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”，世间凡事崇尚智巧，惟道尚愚不尚智，因为愚离道近矣。古之圣人，以道治天下。与民相见以道，不如与民相化以道，浑浑朴朴，同归于清静之天。故古之先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种而食，安享天然自在。及至后世，士大夫不尚愚而尚智，民之巧诈心日生，小心眼愈多，人心愈坏。民之最难治者，就是人们远离道德，人心不诚，本性失真。
人的巧智心愈多，失真性愈强，诈伪便愈多，离道也愈远，此乃民难治的根本原因。上古之时，民如赤子，世有淳风，慈孝善德，同于一心，家国康宁太平，人皆无为而无不为。
后世君王，日益以有为之政施之于民，日渐以机巧之法用之于治国，将百姓视为可以任我驰聘之犬马，将万民看作是可以任我作为而无不归服之附属。君王自以为高高在上，就可以使天下百呼百应，孰不知此等有心有为之治，反而成为难治，内患外侵必随之而起，盖因国之君心中之天已失真，心中之德善日渐离去，有为之巧智日益彰显。
天下人皆以自作聪明为能，故一国一家皆求之于才能，乃至天下皆以聪明肆情纵欲，失去天良真诚之朴，故生欺上瞒下之恶念，妄作娇伪之风日盛，民心日诈，正气日薄，君民皆不务真诚，上下并行诡计，此便是所以“民之难治”的根本所在。
【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知此两者，亦楷式。】
“以智治国国之贼”，“贼”者，泛指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人与事，如国贼、民贼、奸贼等。并非今人所理解的盗贼之贼字。以智治国，必然远离道德，以智识诈巧施政，以权谋私，妄作福威，此即是“国之贼”。经中“以智治国，国之贼”，正是指用聪明邪智治国，是巧伪的私智。此等智用之于纲纪，则纲纪必乱；用之于伦理，伦理则必乖；用之于家国天下，犹如披麻救火，反遭其殃。又好似毒汤止渴，反受其害。所以太上称为“国之贼”，以此警示后世的治国者。
“以智治国国之贼”，主要是说用有为治国的害处。虽然治国者足智多谋，用心良苦，出于好意，但因自身缺乏道德，不能施以无为之治。其结果只能是愈治离道愈远，民德愈来愈失，这是以有为治国不可避免的弊端，必然是害国害民，故曰“国之贼”。
“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”，高明的治国者，当以无为无事而施政，不用智巧，施以德治，使民心淳朴，复归于道。安其居，乐其业，甘其食，美其衣。不被俗尘所染，不为私欲烦恼，心身康泰，安享福乐。上不以私智扰于民，不用机巧乱于政，天下共乐于太平，朝野相忘于无事，此乃国之福也。文中所言“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”，盖是此义。
“知此两者，亦楷式”，世人不知“国之贼”、“国之福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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