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57章 经济战之棉布战争(2/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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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品质。
    这种来历不明、低价倾销的产品,会扰乱市场,最终损害的是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和我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。
    商会是否应该出面,规范一下?”
    日商三井物产的买办更直接:
    “傅先生,我们得到消息,山西的棉花来路可疑,可能使用了不正当的农业技术。
    他们的纺织机器也侵犯了我国公司的专利。
    我们正在收集证据,准备提请国际仲裁。
    商会应当明辨是非,抵制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。”
    傅宗耀打着太极,心中却惊疑不定。
    他动用关系,千方百计搞来了几匹晋华布的样品,又通过隐秘渠道打听山西的底细。
    反馈回来的信息,让他这个见惯风浪的老江湖也倒吸凉气。
    山西在大同、绥远、蒙古交界处,开辟了规模骇人的棉花种植基地。
    所用的棉种,据说经过“特殊农法”培育,不仅抗旱抗虫,单位亩产远超美国的金字棉和印度的舒拉,而且纤维长度、强度、光泽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。“
    那是真正的好棉花,纺出的纱线强力足、杂质少,一等一的原料。”
    他重金请来的一位隐退的纺织专家,在显微镜下仔细检视了布样和少量弄到的棉絮后,给出了不容置疑的判断。
    至于纺织机器,情报更加模糊,但也更加惊人。
    山西的太原、榆次等地,出现了庞大的晋华纺织机械厂,能自行制造包括最新式环锭细纱机、宽幅自动织布机在内的全套设备。
    技术水平,据说不亚于英国普拉特兄弟公司最新型号,且更适应中国北方气候和原料特点。
    这些机器,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但如何获得、消化、改进并大规模生产,成了一个谜。
    有传言说,这与山西近年来神出鬼没的国际技术采购网络有关,更与那个若隐若现、仿佛笼罩在迷雾中的“林先生”的布局脱不开干系。
    价格低的最后一块拼图,则是组织与运输。
    山西通过晋兴银行的金融体系,将棉花种植、扎花、纺纱、织布、印染、运输、销售整合成一条高度协同、内部成本极低的产业链。
    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铁路(正太路、同蒲路北段雏形)和不断扩大的内河、沿海船队,将棉布源源不断运出。
    没有中间洋行的层层加价,没有高昂的专利费和品牌溢价,没有远洋运费和保险。
    “这……这哪是商业竞争?”
    傅宗耀在密室中对最亲信的幕僚感叹,“这分明是降维打击。
    他们用我们想不到的办法,种出了最好的棉花;
    用我们摸不清的渠道,造出了最好的机器;
    然后用我们看不懂的组织,把成本压到了最低。
    七分一尺,他们恐怕还有利润!”
    市场反应是最真实的。
    洋布销量开始明显下滑,尤其是中低端市场,几乎被晋华布横扫。
    一些小型洋行和实力较弱的买办已经感到了切肤之痛。
    仓库里的洋布开始积压,资金周转不灵。
    洋行巨头们终于从傲慢中惊醒,开始祭出他们常用的手段。
    第一轮,价格战升级。
    英、日主要洋行联合宣布,旗下数个主流品牌棉布大幅降价,某些品种甚至直逼八分线。
    他们试图用更凶狠的降价,凭借暂时的资本优势,挤垮这个危险的挑战者。
    山西的回应冷静而果断。
    晋华纺织公司及关联商号,直接将大部分品类棉布零售价下调至六分五厘。
    同时,推出百日促销,对签订长期供货协议的批发商给予额外折扣。
    广告词也变了:“国货自强,惠及民生。晋华棉布,让每一个中国家庭都穿得起好布。”
    价格差距再次拉开。
    洋行的降价是痛苦且不可持续的,他们的成本红线就在那里。
    而山西,似乎还游刃有余。
    第二轮,舆论与政治抹黑。
    洋行控制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,影射山西棉花种植破坏草原生态、使用奴工,指责晋华布质量不稳定、危害健康,甚至含沙射影地联系到北方某些势力的经济渗透,危害国家统一。
    领事馆也开始向北京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施加压力,要求调查山西纺织品的倾销行为,暗示可能违反通商条约和公平竞争原则。
    然而,这一轮的效果大打折扣。
    山西方面通过自己掌控或影响的报纸(如在上海发行的《晋声报》)、书局、露天电影宣传队,发起了强大的舆论反击。
    他们展示棉花田的丰收景象、现代化工厂的车间照片、工人(穿着晋华布工装)接受培训的场景,强调这是利用西北荒地、发展实业、解决就业、利国利民的好事。
    价格低廉是技术和管理进步的结果,旨在打破洋货垄断,惠及同胞。
    至于政治帽子,山西方面巧妙地避实就虚,只谈实业救国,不论其他,反而赢得了不少渴望发展民族工业的士绅、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的同情与支持。
    第三轮,供应链与金融打压。
    洋行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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